要从哪里说起呢？
Long story short，我在我的博士项目里经历了基于国籍和文化身份的霸凌 / 攻击。更离奇的是，班级里一共 23 个人，其中 17 个人共同遭遇了来自三个人的恶意行为。听起来或许很匪夷所思，在心理学研究生院里，竟然存在着如此明目张胆的霸凌，任谁听了都要说一句 this should be high school shits！
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一些人经历了比较直接的言语或行为攻击，一些人苦于被课堂中种种不职业的行为干扰，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在其他同学发言或做 presentation 时翻白眼、发出嘲笑声、交头接耳、互发短信，还包括在小组讨论时拒绝参与并沉迷网络购物，还有最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是给教授起侮辱性质的外号，还敢在教室里使用。写到这里我又要笑出来了，这样离谱的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啊！
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除这三人外，我几乎喜欢班里的所有同学，同时，我们所有人都深受其扰。有几个同学尝试过一对一私下解决矛盾，但没有一次收到了尊重和解决，对方采取或消极抵抗或恶意攻击的方式，拒绝承认自己做过任何不符合学生准则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并声称是他人在恶意解读。
事情从上个学期刚开学不久就开始发酵，受害者越聚越多。在我们都觉得不堪其扰后，大约两个月前，班级中的绝大部分同学共同签署了一封包含许多人个人经历的举报信，送到了分管学生事务的副院长面前。此后是无尽的等候与折磨。调查一度顺利进行，副院长与霸凌 “嫌疑人” 一一谈话，并且可能做出了一个处罚决定，由于联邦法律，我们无从得知处罚的具体细节，但通过周边信息判断，大概率是一个临时警告，属于学校内部记录。
随后事情开始变得不可控起来，收到某种处罚的霸凌者试图开展反攻，投诉至院长面前，声称副院长有种族歧视行为。哦对了，到这里不得不揭露霸凌者的身份，她们是三名非裔美国人，女性。随后院长开始接手此事，从中调停。她们逐渐也开始不满于院长没有无条件站在她们一方，而她们的论点是，班级里的其他人都是在进行种族歧视，唯一的证据是：我们是黑人女性。
作为其中一个实名检举了她们的人（一共有十名同学提供了详细的个人经历），我被院长选中成了三名 representatives 中的一个。这个消息在最初并不使我愉快，其一是因为收到院长邮件的那天，我还在墨西哥度春假，完全没有预料还要分神顾虑这件事，其二，院长的邮件措辞非常 professional and cold，让人担忧事情已经在向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春假结束后，我和其他两名幸运观众来到了院长办公室，事态比想象中稍好一些，院长并没有不相信我们的联名举报，也没有无脑站边，同时我们争取到了撤销学生代表设置，全班共同进入调停会议（mediation）的机会。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后的几周是两方在暗处的来回拉锯。虽然院长不再坚持使用学生代表，但我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更深入地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中。在与院长以及我的同学们沟通的过程中，我也重新开始思考自己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通常我是一个对于 power imbalance 比较敏感的人，因此我一度非常讨厌 “leadership” 这个概念。或许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浸淫，在我的默认值中，领导与权力倾轧往往是绑定在一起的，我很不喜欢。但这次的经历让我看到了院长本人作为一个 “上位者”，如何将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同时又保持着对于这个项目的必要掌控。
我是个比起说更擅长听的人，我习惯于先尽可能地多阅读整合环境中的种种信息，不只是大家在讨论的内容本身。然后我希望自己只说必要的话，如果没有非说不可的东西，我宁愿不刷这个存在感，占用所有人的空间。但不知为何，院长仍然向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提出了一个邀请，希望我们考虑下个学年开始去参与一些有真正职权的 committee，去学习拥有权力，去推动学院文化的发展。我们学校有多个 faculty 和 student 共同参与的 committee，涉及到一些校园事务的具体决策，老师和学生几乎享有同等的投票比重。最有实权的 committee 包括 faculty hiring committee 和 curriculum committee，能够左右新教授的招聘和课程大纲的修订。嗯，好大一块饼！
话说回到霸凌事件上来，反反复复的沟通拉锯消耗了我们大量的精神空间，我的朋友们一度全部陷入生活的低潮。我也明显感受到了日益增长的压力，开始吃更多不那么健康的高糖油食物，睡眠时间也有所减少。但值得骄傲的是，我仍然保持住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身心状态，我认为即使是看起来不那么健康的 coping mechanism，只要没有过度，就仍然是健康的。比如说，我的食量显著增加了，但是没有到 binge eating 的程度，我也知道这只会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当压力源消失，就自然会恢复平稳。那么我就可以继续这样做，而不是要求自己立刻放弃这个行为，如果我压抑自己的需要，反而可能会遇到更极端的情况。
就这样，我尝试在一切可以休息的时间里让自己大口喘气，有心理上的不适争取第一时间往外吐。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是，因为我和同学们是高强度地在一起上学，几乎是一个微缩版的高中体验，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是共感的，而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感受是被附和的，不适感也会瞬间减弱不少。我们尝试在每天放学后开一个小会，聊聊最近有没有和霸凌小组产生新冲突，与没有和院长、教授们发生相关的沟通，以及我们有没有经历比较激烈的情绪不适。即使如此，这个过程仍然是艰难的，但我们算是踉跄着一起走了过来。
终于，按照原计划，mediation 到来了。整个会议持续了超过三小时，中间无休息无暂停，但仍然没有讨论到所有的问题。和我们预料得差不多，对方的三个人采取了非常消极抵抗、防御的策略，对于许多指控都表示 “你想多了，我的那个行为不是冲你的”，“我不记得了”，“我没做过这件事”。但对于一些有超过一个目击者的事件，即使她们仍然坚持想要否认，也很难把自己摘干净。在会议的前两个小时里，我都没有准备发言，一是我的习惯是先观察，二我也在暗暗衡量，如果我选择发言，会不会给自己带来被她们额外针对的风险（她们确实做得出来这种事）。
直到我的一个好朋友激情发言时一个没刹住，指控她们在上个月我的一场 presentation 上嘲笑了我的一个单词发音。这件事她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而且因为她当时是我的 presentation 队友，这件事也只有站在教室前方的她注意到了。其他同学听到这个信息也很震惊，会后有几个朋友向我表示，她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都想冲过去 “打人” 了。令人意外的是，她们没有否认这一点，而是近乎于默认。我没有时间为 “她们又嘲笑我” 而难过，因为我之前已经知道她们在其他场合有类似行径，只不过因为不是发生在学校，不好拿出来讲，所以其实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彼时彼刻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声音：“这是我的战斗时机，我得想清楚，要不要抓住它。”
我利用下一个同学发言的一两分钟时间快速思考了一下自己的发言策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观察，我很确定地知道她们的防御之重，如果上来就硬碰硬，很有可能反而被躲开，关闭和我的对话可能性。于是我决定用一个有点冒险的策略，试一试以退为进。在我发言之始，我先点明了自己作为国际学生，在文化和身份上的焦虑，把自己的姿态拉低。随后我向霸凌小组道了歉，我说，我抱歉的部分是，举报信确实让你们受到了额外的心理伤害，而我之所以采取签联名信的方式，是因为我自己的无能。我没有能力找到一个能够不引入第三方来私下沟通我们的冲突的方法，因此我决定要让 faculty 介入，要有一个第三方的 professional 调查调停，这其中会带来新的权力动态，我希望澄清的是，我无意借着他人的权力来攻击你。
这个策略奏效了。在我开始切入具体事件时，和我有过具体冲突的同学承认了那件事情的存在，没有采取 “不记得了” 一类的托辞。很好，这就是我想要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上学期接近期末时，中午我和朋友一起去校园里的 cafeteria，我要用微波炉热饭，她去自动贩卖机买咖啡。我们到 cafeteria 的时候，微波炉旁边没有人，微波炉也没有在工作。我打开微波炉发现里面有一个热好的餐盒，我没有多想就拿了出来开始热自己的饭。差不多两分钟后我的饭也热完了，就打包好打算拿回我们学院的楼吃，但因为我的朋友还在和另外一个同学聊天，我们没有立刻离开。
就在等待朋友的间隙，这个同学找到我，问是不是我把她的餐盒从微波炉里拿出来了，语气不善。我感受到了对方的愤怒和敌意，也快速想明白了，我拿出来的餐盒就是她的。但我在那个环境中还是非常 clueless，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大概率是对方对于餐盒十分介意，我触犯到了别人的私人边界，于是我没多想，一切先道歉再说。结果我道歉没道完就被打断了，她说 "Don't apologize, just don't do that again." 不能说对方语气有多么冲，但无疑是冷冰冰甚至有点阴阳怪气的。当时正值国内发生大变化之前，那段混乱的时间，我和很多人一样，彼时的精神状态都称不上积极昂扬，我当时回到教室后就和朋友讲了刚刚发生了什么，泪洒现场。
事情一度就这样过去，我也不想再去追究对错，但在期末结束后，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各自讲了这个学期里遇到的困难和想不通，我就提到了这件事。其中有两个朋友觉得这件事太离奇古怪了，不能碰公共微波炉里别人的餐盒并非普世真理，而且无论如何对方不应该用那样的态度和我沟通。在她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找教我们伦理课的教授咨询一下这件事情，问问看他的想法。我刻意在讲故事的时候隐去了对方的全部身份信息，没有提性别更没有提族裔，只在教授追问的时候说了是我们心理学院的学生。
教授可以说是完全地站在了我这一边。我说事后我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确实会常常无意中侵犯别人的边界，在这件事里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不了解美国的文化，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教授说，我可以和你保证，这不是美国文化，这是那个人自己的个人文化，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不等于要咄咄逼人接受自己的一切标准。他还说，你不需要过度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如果硬要考虑的话，对方也应该想到，如果不希望别人有机会碰到自己的餐盒，就别离开微波炉。
于是，在会上与她对峙时，我也提出了 “别离开微波炉” 这个论调。对方很不爽，开始 justify 自己当时行为的合理性，模糊甚至扭曲一些事件细节，比如说 “我当时只是要去接水，我知道我的饭在微波炉里，我根本不会离开很久，你就是不尊重我的边界 blablabla”。不巧的是，我很擅长于记忆一些环境信息、时间信息，对于这件事我有着比她更清晰的 recall memory。我尝试理了一遍我的时间线，证明她应该至少离开了 3-5 分钟，而我们的午休只有一小时，微波炉也是公用的。对方仍然试图纠缠于事情的细节，虽然我也不是不能和她辩下去，但我突然觉得这样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当时也并没有一个见证了全部过程的目击者，再这样下去对于其他人来讲就是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快速回想了一下这件事情中最让我不适的是什么，并不是她离开了多久，而是她面对我的道歉时的态度。于是我将话题重新引回当时被她打断的道歉上。我说我能够感受到你的愤怒，我也真心想要和你道歉，但你并没有接受我的道歉，也没有意愿和我沟通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默默消化的。这也是为什么，之后我都很难有意愿和信心和你单独沟通任何事。一锤定音，我找到了一个几近完美的落点。每个人关于边界的文化都有差异，拒绝沟通这个差异、认为自己的标准就是金标准，比产生矛盾本身更加严重。我的发言结束后，原定的三小时会议时间已经几乎耗尽，院长基于我提出的内容做了一部分总结，其内核就是 “不要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其他人的更重要。”
那天放学后，和我产生对话的这位同学恼羞成怒，在自己公寓的客厅里和朋友打电话攻击我。而不巧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正是她的室友（天知道我的朋友在和她同住的这段时间里遇到多少摧残），我的朋友在自己的卧室里完整听到了她如何取笑我说话的方式、我的口音、我的背景身份，并说自己 “使劲了全身的力气才没有在她边哭边说话的时候笑出来”。哦对了，我在自己发言的全过程里，都在哭。在我开始发言前，我就意识到我很难在整个过程中控制住眼泪，于是我提前在手边备好了纸巾盒。令我自己感到骄傲的是，即使我在哭，我的脑子也十分清楚，我的呼吸和说话也是顺畅的，哭不代表我失控了，而证明了我甚至敢于在 “敌人” 面前展露脆弱。
我的朋友在听到这一段时气得不行，立刻在我们的小群里更新了信息。更离谱的是，她顺路攻击了站在我这一边的白人教授，并拿出来他的私人生活信息作为攻击素材。大致意思是，我怎么敢拿这件事去咨询一个 “白人” 教授，即使他 f with a black man（教授的丈夫是非裔），也不代表他知道我们黑人经历了什么。Come on girl，我和教授对话的全过程里都没有出现你的种族身份信息，不要把什么事都扯到肤色上然后 play the victim 好不好！毫无疑问，我很生气，我的朋友们甚至比我更生气。后来我们一起去了 cheese factory 大吃冰淇凌和甜品，总算把心态稳住。
第二天一早，我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去又找了院长。院长赞赏了我的 “计谋”，说我来回几次 “trick” 到了对方，他说这 trick 并不是最恰当的形容，但就是那个意思你懂吧，你来回几次更换论述重点，完全让对方逃无可逃。我说，我告诉过你嘛，中国人，会玩儿围棋的，有 strategy（谋略）。同时我们也和院长更新了她在私人空间里持续对我们进行的攻击，院长对于她把另一个教授也牵扯进来骂的举动大跌眼镜，我觉得那一刻他真的后悔当时给她发录取信了。但这又很难讲，这几个人其实足够聪明，让她们在面试中扮演一个善良温暖的人设几个小时并非不可能。又扯远了，只是想说，有些事情真的是很难追根溯源避免的，有些劫难就得先度了再说。
在和院长沟通过后，我的心情放松了很多。说实话，当得知对方无理攻击我，并且我消化掉了即时的激烈情绪后，我反而释然了很多。因为我知道了她是这样一个糟糕的人，我无需再将自己的共情心放在她身上，也无需思考她对我的攻击有几分合理。不要在烂人身上浪费自己的心力，这话没毛病。
这篇内容我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天，一方面是故事太长了，我又很难找到整块的时间来写，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实我仍然在缓慢地消化这整件事。我不时被一些当时没在意、但被我记住的其他信息干扰，我把它们拿出来反复咀嚼。我还在通过弹琴发泄自己的愤怒，把平缓的巴赫弹得像砸琴。我也需要格外多的时间休息，主动降低了这个周末的学习强度，只做了必要的事，而没有像原定的一样去提前完成之后的学习写作任务。我知道自己很需要把这一切写下来，给自己一个梳理的机会，或许也能够帮到其他人。我非常感激的一点是，这整件事情激发了我的很多新潜能，我之前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如此的脆弱敏感又勇敢坚定，也不知道我可以同时做到真诚和有谋略。我喜欢这样的自己，我非常愿意相信这样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