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週末，一個大學時認識的朋友從上海來加州出差，順路來我這個小城找我玩兒。我上學的這個地方吧，屬於是城鄉結合部開發新區，靜謐又無聊，一棟一棟小房子跟野營帳篷一樣有序或無序地排布，互不打擾。都說在北加沒有車活不了，但我來了快一年都沒把駕照考完（只考了筆試，懶得去路考），日常出行要麼仰仗好友接濟，要麼含淚打 Uber。
由於學業繁忙，大部分時候我都沒有週末可言，很少會一整天都閒著，通常是在寫作業和工作的間隙休閒娛樂，倒也算自在。但朋友來了總不能讓人家一直看著我在電腦前寫作業，或者看我如何在大廚房裡包韭菜盒子（事實上這兩件事兒我也都幹了）。為盡地主之禮，好歹得找點兒能拿得出手的文娛活動。城裡有一個名聲不算大，但稱得上有趣和體面的 art museum，我前兩個月剛去過一次，印象頗好，於是就決定是它了！
昨天是復活節，因為日子特殊，我們發現在外接單的 Uber 司機幾乎都是亞裔。從我家到美術館這一段車程最長，司機是一個韓裔大叔。要說來美國這段時間我什麼技能長進最快，那一定就是和陌生人 small talk。本人的一個 guilty pleasure 就是熱衷於告訴司機我其實剛搬來美國沒多久，而且之前從沒來過，然後毫無意外地收獲他們的震驚臉。不知道我這種做法對於 ABC 們是不是不太友好，助長了 “亞洲臉都是外國人” 的 “歪風邪氣。
話說回來，這還是我第一次遇到東亞裔司機，等待的時候我先行查看了他的 Uber profile，顯示是來自 South Korea 的 Korean（大約是一代移民），曾在 army 工作，年齡差不多四十。一上車我們東亞人見東亞人，兩眼淚汪汪，他問我是哪裡人，我說 Chinese，like Chinese Chinese，他說他是 Korean，就是 Kimchi 那個 Korean。我心想，大哥能直接用族裔刻板印象開自己玩笑，看來這人能處。
他大約住得離我不算遠，我們聊起了這一帶 neighborhood 宜不宜居，附近的亞洲超市怎麼樣，然後說起了我為什麼會在這裡住。於是我簡單說了說自己的教育背景和目前在做的事，在他的提問下還涉及了些我從商學院跑路去讀心理學的心酸前史。中途他說：你這個經歷挺有意思，而且和我的背景有相似之處，如果你有興趣，一會兒我也可以說說我的故事。
然後就到了他的發言時間。大叔第一句話就把我們震驚到了：我今年 59 歲，去年剛剛決定退休。所以 Korean skincare 是已經捲到男性身上了是嗎，他真的看起來就是四十歲左右的樣子。沒想到第二句更讓我震驚：我退休前就是一個 clinical psychologist，所以我說我們的故事很像。
天呐，是什麼樣的緣分會讓我遇到一個 “同行” 做 Uber 司機！他接著往下說，他選擇退休的原因是，他發現自己 burnout，開始出現嚴重的抑鬱症狀，也包括自殺念頭（suicidal ideation），於是他立刻決定結束高薪工作，把自己送去入院治療。因為他就曾在北加的 Kaiser 工作過，於是選了一處他沒有過工作交集的分院。出院後他開始做 Uber 司機，享受開車的過程，也享受偶爾和乘客的交談，就這樣，他的症狀恢復了大半。
在我說我的故事時，他有問我未來想做什麼職業，我說其實就是 psychotherapy，當時我以為是外行人不太懂這個行業，後來我才意識到他是想問我想要做什麼 speciality。在美國，clinical psychologist 通常可以做精神疾病診斷以及心理治療（談話治療），但沒有權限做藥物治療，負責開處方的一般是 medical school 出身的 psychiatrist（精神科醫生）。但是在五個心理醫療服務相對匱乏的州，臨床心理學家可以在經過額外培訓（相關碩士學位或一定小時數的臨床訓練）後成為 prescribing psychologist，也就是能夠給患者開精神類藥物的心理學家。
他說，他在退休前就是這樣一個 prescribing psychologist，每 15 分鐘見一個患者，和 psychiatrist 幾乎無異，日程排得非常緊湊。同時薪水也極為可觀，每小時幾乎可以達到上千刀。加州目前是不允許 prescribing psychologist 的，他當時的私人診所開在南部的一個州，每週飛過去上班，週末再飛回加州。我此前也知道有幾個州允許心理學家成為 prescribing psychologist，但我對此一直興趣缺缺，一方面是只有少數州通過了相關法律，另一方面比起藥物治療，我總覺得 psychotherapy 才能徹底地改變患者的生活，practitioner 工作的不可替代性更高。
和他的談話逐漸顛覆了我的固有認知。他提及了 psychology background 比起 medical background 在做診斷和開處方時視角的不同，提到了藥物本身可能給患者帶來的新生，也提到了快速的診斷和治療如何能有效地幫助到更多患者。當然，事情還有另外一面：一天接待幾十位患者，對於心理學家本人來說，職業倦怠的風險大大提高了。
我們一個話題順著一個話題地隨意聊著，他說起自己在接受治療時遇到的奇差無比的印度裔 practitioner，竟然用患者的受教育程度來下判斷。和他說類似於 “你也有博士學位，我們是一個 level 的，你應該懂得 blabla” 的混賬話，而對於受教育程度相對不高的患者，又帶有歧視和貶低。我問：他是醫學背景還是心理學背景？答曰：醫學背景的 psychiatrist。我說：那合理一些了，畢竟醫學院發生有毒競爭的機率更高，sorry I'm stereotyping... 他說：確實，但也可以說 all schools are toxic，畢竟咱們都是東亞人，是吧！這裡打岔說一句，大叔之前讀的研究生院是加州最好的臨床心理學博士項目（之一），背靠大 S，是我考不上的學校，聽聞競爭也是異常激烈。我有一個教授也是那所學校畢業的，對我們嚴格非常，本人正有一個岌岌可危的 A 攢在他手裡。扯遠了。
話說回來，不論學歷和收入多麼閃亮，都沒有辦法讓人免除於不可抗拒的痛苦。當抑鬱襲來，不論別人覺得你的生活如何體面而富有生機，事實上只有你知道它是如何的奄奄一息。我說，的確是這樣，我在選擇心理學作為職業前，也經歷了這樣的至暗時刻。他問，是抑鬱情緒還是 clinical depression。我說 clinically，前後恢復了兩年。他說，這是好事，你以後會真的理解你的患者，而不只是虛浮的體諒。我說是的，當心理學家對於我來說有一點好，每當我遇到 suffering，都會告訴自己我經歷它的意義是未來有一天能夠更好地理解某個患者。只要我賦予了痛苦意義，它就不再難熬了。
後來我們聊回他之前的工作，在軍隊、在監獄、在自己的診所。他說治療中最重要的是給患者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雖然很多做藥物治療的醫生不重視這一點。他所提到的這一點是人本主義療法中 person-centered theory 裡很重要的一個理論，也是我最愛的理論之一。在 CBT 收到 research 和醫療公司加持，大行其道的當下，人本主義的式微讓我覺得非常遺憾。對於我本人來說，我很希望把人本主義的思想作為主要的工作模式，但也一直擔憂這樣的選擇會讓我的 “錢途” 慘淡。
意外中的意外是，一個 prescribing psychologist 和我說他並不認可 CBT 作為首選的治療方法，而且認為將人本主義應用於藥物治療是可行的，哪怕醫生和患者的會面只有 15 分鐘，共情的力量都可以是十分深刻的。在我們臨下車時，他還在和我說，不要局限自己的選擇，有機會的話去嘗試和不同的患者群體工作，成為 prescribing psychologist 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職業可能性。
我們聊天的過程中朋友沒太插得上話，但他聽得很開心。他問我們是不是應該互相留個聯繫方式 stay connected，司機叔叔沒聽清他說的話，而我聽明白後搪塞了回去。下車我和他說，這不重要，他不是說自己在嘗試寫一本書，關於作為心理學家、開處方的醫生、以及患者的不同視角和經歷。有緣分的話，大家總會在適合的時刻再相遇。